(一)是我国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需要

　　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及科技信息的一体化，国际竞争越来越取决于以各国的科技与教育发展水平为基础的总体经济实力的竞争，这需要学校培养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人才。而此类人才的培养却不仅仅依赖于建设“一流大学”，突出此类人才在学科领域的拔尖创新性，还有赖于通过“一流高职院校”建设培养国际化技能人才，以适应地方产业在广泛参与国际竞争中对大量重要或关键一线岗位的需求。

　　为适应这一趋势，2004年，教育部《关于以就业为导向深化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教高[2004]1号)提出：“要在全社会倡导并树立不同层次、不同类型学校都能办出一流教育的思想”；2006年，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加快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教高[2006]14号)启动了被称为“高职211”的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计划。随后，一些高职院校相继提出了建设一流高职院校的战略目标。

　　经过几年的探索和实践，建设一流高职院校的意义日益明确。2014年6月，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14]19号)明确提出，“到2020年，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及“建成一批世界一流的职业院校和骨干专业，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培养高地”的目标任务；《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中提出了“服务国家对外开放战略，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职业院校”的建设任务；同年底，教育部公布的《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征求意见稿)》又把“建成一批世界一流的职业院校和骨干专业”明确为“建设一批世界一流的高职院校和骨干专业”，且加上了要“扩大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内容。

　　至此，一流高职院校建设已经超越了高职教育自身改革发展的范畴，而上升为一种国家战略，成为了国家和地区提升竞争力的重要举措。可见，在政策层面上，从国家在战略层面的重视，到实践办学中的倡导，再到国家政策的明晰，“建设一流高职院校”不断被强调，行动导向不断被明确，从“一流”到“国家一流”直至“世界一流高职院校”目标的形成，“国际化”与“一流”之间的关系得到了国家政策的确认。从政策导向来看，我国建设一流高职院校并非只是着眼于在世界同类院校排行榜上的位置，其根本目标在于通过建设“一流”来服务国家的对外开放战略，服务于区域经济参与全球的竞争。

　　(二)是高职教育自身发展的需求

　　建设一流高职院校也是我国高职教育在投入不足条件下应对日趋激烈的教育竞争和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转型升级需要的战略选择。2000年以来，我国高职院校数量急速扩充，已经从2000年的442所(含专科院校)增长到2013年的1321所，增长了近3倍；在校生数量也从2000年的100.8万人增长到了2013年的973.6万人，增长了近10倍。在此过程中，由于经费投入并未同步增长，许多高职院校办学条件差，教育质量难以得到保证，社会吸引力不强。2006年启动实施的“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计划”使部分高职院校办学实力和水平有了显著提升，也带动了全国高职教育的内涵建设。

　　然而，面对国内国际形势，我国高职教育仍然面临着双重的竞争压力。在国内，高等教育适龄人口的下降、传统高等专科院校和民办高职院校的纷纷升格以及地方本科院校的转型，都使高职教育面临生存与发展的压力；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尤其是产业的转型升级又使高职教育培养的人才跟不上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在国际上，许多国家正积极通过提高职业教育经费、加强职业教育管理与实施多方合作、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提高职业教育层次等措施来保证或提高高职教育的质量和社会地位，以确保其职业教育及相关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在这样的背景下，选择若干所高职院校进行重点投入，建设一流高职院校，正是积极应对职业教育竞争和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以增强自身吸引力的一种重要战略选择。

　　综上所述，“建设一流高职院校”的目标和“国际化”路径选择的确立，既是顺应国家“走出去”发展战略，提升我国企业和产品国际竞争力的需要，也是主动适应当前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提升职业教育及其人才培养竞争力，从而切实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的需要。

　　二、国际化：一流高职院校建设的重要策略

　　在国际化进程中建设一流高职院校，对推行与国际接轨的职业教育模式、提升高职院校服务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能力以及国际竞争力等都具有“滚雪球”的效应，将有利于推动我国高职院校整个运行系统的改善。

　　(一)高职教育国际化的定义

　　从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既有定义来看，主要是从三个维度进行理解：一是因定义的层面差异产生的国际化参与者主体维度，如加拿大学者简·奈特(Jane Knight)从院校层面界定为是“把国际的、跨文化的、全球化的维度整合进高等教育的目的、功能或传递的过程”；二是因区域差异产生的动因与目标维度，如索德克威斯特(Minna Soderquist)将国际化定义为是将国际维度融入高等教育的各方面以提升质量及竞争力的变迁过程；三是因定义路径差异产生的活动与过程维度，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义为“是把跨国界和跨文化的观点和氛围与大学的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等主要功能相结合的过程”。

　　将此三个维度放在有“职业”特殊性的高职院校主体上可以发现，其国际化的动因与目标体现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满足区域经济对国际化人才的需求；活动与过程体现为以校企合作、国际培训、获取职业资格证照、参与国际职业资格技能大赛及项目科研为特征的策略路径。所以，对于尚处于“后发”状态的我国高职教育来说，其国际化可理解为一种将国际上约定的规则、标准或范式整合入院校的教学、项目研究及院校治理的策略、模式或过程，进而提升本国高职教育质量，使之达到与国际高职教育相当的水平。

　　可见，与高等教育国际化开启时主要是为了传播和追求知识的“自发行为”和“自然性质”不同，作为本身就是跨界、开放的教育类型，高职教育国际化内涵已发生了价值取向上的变化，主要表现是基于某种明确的目标或目的，因此已成了一种具有战略思维和组织影响的策略行为，是示范性建设后我国高职院校提出的关于自身发展定位和发展目标的自觉追求。所以，高职教育国际化既是一种理念和策略，又是一种途径和手段；既体现为一种现象和活动，更体现为经由活动过程后的一种结果和模式，是院校在追“先进”中提升自身及“规范”化发展自我中的必然选择。

　　(二)国际化对一流高职院校建设的重要作用

　　所谓“一流”，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注解为“属性词，第一等的”；英文表述为“the first-class”或“the first-rate”。所以，它是一个相对意义上的层级概念。从内容上看，“一流”被认为是在一定办学基础之上的一种更高的、模糊的价值选择和目标追求；从形式上看，“一流”体现为一种标准、要求和高度，需要的是一种证明性的载体和依托。

　　对“一流”的理解还应有几个前提性预设，第一，应是在同类型间的比较，所以必须强调是高职院校而非所有院校的比较，此为层面问题；第二，是在特定范围内的比较，所以必须明确是在区域、国内还是世界范围，此为范畴问题；第三，是在框架下的比较，所以应有说服力或权威性的客观评价系统来判断和评估，此为标准问题。显然，截至目前这个标准还很主观和模糊。

　　鉴于此，结合高职教育的“职业”特性及院校功能使命，“一流”的内涵定位应更多倾向于一个标杆、一种适应和引领：标地方特色的“杆”、应区域企业的“需”和引产业发展的“向”。从高职院校当前的发展情况看，特色有、但不突出，服务有、但未衔接，引领有、但凤毛麟角。因此，一要突出甚至“放大”特色，体现在师资和人才培养上；二要着力甚至“无缝”化衔接校企合作，表现为科研服务尤其是横向项目中；三要激活创造力，除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要和市场经济需求相适应，更要适度超前，在引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方向上作出努力，这主要依靠院校灵活且理性的运作和管理机制。

　　与普通高校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建设“一流”的目标定位不同，高职院校虽也瞄准世界，但更侧重的是凸显区域服务特色的优势专业的出彩，具体而言是在“双师型”教师和“一技之长+综合素质”学生能力的培养、产教融合及院校个性管理的发展上体现出标杆、服务和引领作用。由于区域特色不同，高职院校及其培养的学生就理应在区域服务的特色中凸显个性，采用同一种模式的发展或同一种规格的培养显然不能奏效；另一方面，高职院校由于在学生培养上重“一技之长”轻“综合素质”，在自身发展上重“规范动作”轻“自选动作”，其结果是，学生长“技术”短“技能”，院校发展规矩，却活力不足。而高职教育国际化正可以在其中发挥非常重要甚至是不可替代的作用。

　　1.从目标与起点的关系来看，高职教育国际化可提高院校建设的基础

　　要凸显特色、建设一流，既需要在区域、国内发现差距，更需要放置在世界范围内寻找坐标。教师和学生的国际化是高职院校国际化的重要体现，是衡量一所高职院校国际化程度的重要指标。因此，通过引进具有国际背景的师资和招收国际学生等，能促进学校进行多方位的改革，带动学校生源、师资队伍和管理等迅速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从而提高一流高职院校建设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际化是实施一流高职院校建设目标的路径选择。

　　2.从结果与过程的关系来看，高职教育国际化可实现院校建设与国际标准的接轨

　　要适应市场、体现一流，对高职院校来说，一要按照行业企业标准培养人才，二要根据企业流水线运作研究标准，这是国际先进职业院校的共同做法。通过推进国际化，高职院校可引进国际优质高职教育资源，借鉴发达国家职业教育的先进经验，积极参与制定职业教育国际标准，开发与国际先进标准对接的专业标准和课程体系，使专业人才培养与国际技能标准和职业资格标准接轨。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际化是高职院校接轨国际标准并通向一流的必选过程。

  　3.从同化与异质的关系来看，高职教育国际化可为院校形成新的平衡局面提供契机

　　要引领导向、体现一流，需要基础能力，更需要创新能力，这就需要激发院校的办学活力。国际化是一项注入新的生机、打破已有平衡、在求同存异中重新达到平衡的系统化过程，有利于激发学校的办学活力。不同思想和信仰、不同思维和行为方式、不同文化和制度习惯间的碰撞与摩擦，催生的正是对人才培养模式反思后的重构和创新；办学者可以借鉴西方现代学校治理模式，打破已有的组织管理体制，建立新的、适应改革创新的内部治理结构。这种从不平衡到平衡的搅动与制衡，是院校发展的一个新起点，是与国际接轨和互动的一个开始。从这个意义上说，高职教育国际化是在同化解构与异质建构中的一种激活力量。

　　三、在国际化进程中建设一流高职院校的价值和策略选择

　　(一)价值目标上，把握好主体性原则，明确高职院校国际化的动因，使一流高职院校建设目标越来越明晰

　　1.从政府层面强化高职院校国际化建设的分类指导

　　教育国际化因主体不同，价值目标不同，相应的实践就无法确定，这客观上要求必须明确国际化的主体及其价值选择或动因。高职教育国际化的价值正在于其“职业性”资格与能力的流通与认可，其一流建设的关键也在于发挥和凸显“职业性”在区域社会经济中的作用。然而，目前受制于政策和经费不足，高职院校师生的国际流动十分有限，且国际化人才培训仍以短周期、开眼界的境外交流学习为主，接触国外同行的管理经验、提高业务水平和语言沟通能力的机会和时间均不够；受制于因公出国(境)培训指标的管理，高职院校师资境外培训项目无法开展，极大影响了国际化师资队伍的建设等。

　　因此，对政府而言，可考虑从以下三方面着手：首先，制定发展战略，为高职教育国际化提供有力的规划、引导、规范和支持，确立高职教育对外开放在国家发展中的战略地位，明晰发展理念和发展重点，为构建具有前瞻性、规范性和持续性的相关法规和政策体系提供平台和保障。

　　其次，在制度及机制运行上分类完善。我国目前在高等教育国际化方面出台的政策法规主要涉及中外合作办学、出国/来华留学、境外办学、国际远程教育等，如《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及其《实施办法》、《关于设立和举办实施本科以上高等教育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申请受理工作有关规定的通知》(教外综[2004]63号)等，但都主要着眼于普通本科院校，针对高职院校的政策尚未出台。应抓紧制定，以便真正实现高校分类管理的目的。

　　第三，制定有关推进人才培养国际化进程方面的专项法规、规章。我国的人才培养国际化制度及管理不够完善，不仅教师国际化流动的相关政策缺失，且在引进外籍教师、医疗保障衔接、子女入学以及与国际接轨的学生管理制度等方面也未有相关政策进行管理和规范。因此，建议从国际化人才的本土化培养层面，出台或完善针对性的管理和激励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有效的运行机制。

　　2.从高职院校层面探索建立师生参与国际化的激励机制

　　以建设世界一流高职院校为国际化的目标，高职院校实践的主体无疑是其师生员工，其价值选择或动因是培养服务于与区域产业和产品“走出去”相适宜的技术技能人才。立足于这样的主体和目标，高职院校可以从两方面考虑国际化进程：一是拟定包含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以及相应管理工作在内的、系统的国际化方案，确保师生员工的广泛参与；二是将国际通行的各种标准引入到专业、课程与教学中来，引入到质量评价与资格认定中来，从而实现与国际接轨。在这个过程中，都要结合一流高职院校的建设目标，最终将一流高职院校建设的总目标分解、转化为明晰的高职院校国际化目标。

　　(二)价值尺度上，把握好科学性原则，构建高职院校国际化的评价体系，使一流高职院校建设有章可循

　　1.从政府层面发布高职院校国际化评价标准

　　尽管一流高职院校还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也缺少一个国际通用的评价标准，但仍然有一些相对清晰的内涵和特征。根据这些内涵和特征，科学地构建院校国际化评价体系，能够使一流高职院校建设有章可循。因此政府在构建适应一流高职院校需要、相对科学的国际化评价体系时，应以深刻理解一流高职院校的内涵及特征为基础，深入研究评价指标的多维表现，思考其背后所反映的问题及引发这些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才能在此基础上提出适合自身国际化的参照系。唯有此，才能在国际化进程中更好地推进一流高职院校建设。

　　从现状来看，目前针对普通高校尤其是研究型大学的排行榜比较多，如具有国际公信力的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的大学排行榜及上海交通大学的“世界大学学术排行榜”等均可作为国际性大学建设的参照系；对比来看，针对高职院校在这方面的研究极为缺失。虽然广东省2013年在全省开展了高职院校国际化程度评价调查，可为高职院校国际化建设目标的制定及审议指标提供部分参考，但整体而言有关高职院校国际化建设参照系的研究和客观认识尚待从国家层面予以重视。

　　2.从院校层面探索国际化的人才培养模式

　　基于政府设置的高职院校国际化评价指标和特征，我国高职院校国际化建设才能具有实践的可操作性和科学性，即高职院校可按照政府设立的指标来制定本校的发展计划，并可以国际某所高职院校作为指标学校，以进入世界某排名为某个阶段的发展目标等。当然，在政府层面对高职院校国际化评价标准尚未确立的情况下，高职院校可以通过探索构建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来向一流靠拢：一是可尝试在某些专业引入国际职业资格认证体系，以此推动师资、课程、教材、教学方法、教学思维及管理模式的国际化；二是可探索引入企业尤其是外向型企业的产品制作标准和用人标准，在某些专业开展订单式国际化人才培养，并据此探索国际化的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三)价值取向上，把握好效率性原则，建立高职院校国际化的跟踪及考核机制，使一流高职院校建设有保障和实效

　　1.从政府层面对国际交流合作状况建立有效的信息管理系统

　　目前高职院校的国际交流合作在我国已形成一定规模，但国际合作尤其是学分认证、课程衔接、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学生结构和规模、国际职业资格认证体系、国际竞赛参与以及与跨国或外向型企业合作等一系列问题，都需要相对精确的数据统计及动态跟踪国际教育合作发展的新问题和新趋向。因此，建立高职教育国际交流合作的全国信息平台和共享机制已是当务之急。

　　2.从院校层面对国际化发展情况建立及时的跟踪机制

　　跟踪及考核机制是高职院校国际化取得实效并切实推动一流高职院校建设的重要保障。相较于政府，高职院校重点要着手的应是“追踪国际化要素或策略在实现既定目的或目标方面的进展和质量”[9]。按照简·奈特的观点，国际化复杂的要素可以归纳为组织策略(如结构、资源等)和项目策略(如国际协议、课程、师生流动等)两部分。院校可根据既定的目标，采用定量或定性的方法对国际化要素的实施进展和质量进行跟踪，用以分析哪里有问题需要解决以及为何需要改进等，最终推动院校的国际化发展形成良性的螺旋状循环。

　　纵观国内外高职教育发展历史和趋势，要建设一流高职院校，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就要选择走国际化的发展道路。国际化既是高职院校的一种发展状态，更是高职院校通过系统改革提升办学实力和水平的一个突破口，是提升我国高职教育整体水平的有效途径。